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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宣大宁各类资源,强推大宁各界人才,树立美好和谐新大宁形象!  [2007-08-18 18:45:54]      
程炜专题一(六章)
作者:关心程炜的人们    来源:大宁网    更新时间:2008-10-10

三返乡村的不舍情怀

作者:李潇泉

程炜:
    1950年出生,北京人。
    1968年,到山西汾西县城关公社马家沟大队插队落户。
    1972年,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化工系。
    1976年,大学毕业后返回汾西县任当地干部。
    1978年,因身体原因调回北京,在幸福村中学任化学及营养学教师,出版专著《营养配餐》。
    1997年,带着自己的20万资金在国家级贫困县山西省大宁县进行扶贫,次年成立“程炜扶贫开发有限公司”,包山植树、修建学校、开发旅游。
    7月13日,程炜奔波在太原的大街小巷中,几乎顾不上吃饭,本来就怕热的她在烈日下擦着不断渗出的汗水,心想,这次一定要把二郎山旅游规划报告的事情落实……
深夜时分,她送走了最后一批记者,急忙打通了北京家里的电话,怀着内疚的心情询问大学刚毕业的女儿是否找到了工作……
    在北京,程炜是一个母亲、一个妻子、一个快乐大家族的成员、一个受人爱戴的中学教师、一个出了专著的营养学专家。但9年来,她却放弃了北京安详幸福的生活,孤身一人重返30多年前插过队的汾西贫困农村,与大山厮守、与山野为伴,为当地的教育发展、经济发展和旅游开发而奔波。
    7月13日,程炜奔波在太原的大街小巷中,几乎顾不上吃饭,本来就怕热的她在烈日下擦着不断渗出的汗水,心想,这次一定要把二郎山旅游规划报告的事情落实……
深夜时分,她送走了最后一批记者,急忙打通了北京家里的电话,怀着内疚的心情询问大学刚毕业的女儿是否找到了工作……
    在北京,程炜是一个母亲、一个妻子、一个快乐大家族的成员、一个受人爱戴的中学教师、一个出了专著的营养学专家。但9年来,她却放弃了北京安详幸福的生活,孤身一人重返30多年前插过队的汾西贫困农村,与大山厮守、与山野为伴,为当地的教育发展、经济发展和旅游开发而奔波。

心结难解故乡情

    这是程炜第三次长驻山西。
    第一次是1968年,不满18岁的程炜,跟随“上山下乡”的大军来到山西汾西县插队。“心有千千结,情结最难解,无论苦与乐,谁都不会忘记自己人生的第一驿站,山西汾西县是我们为之献出青春的土地,我忘不了当地老乡的质朴深情,插队那会儿,他们当咱们是他们家中一员,渴了饿了,走进每一户人家都能受到热情款待,让我们享受他们的善良。”现在程炜这样回忆当年的知青岁月。1972年她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专业,4年后,原本准备留京工作的她接到汾西县政府回乡工作的邀请信。她怀揣着对乡亲的惦念,毅然第二次来到山西汾西县,担任了马沟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,后任汾西县县委副书记。1978年年底,因身体、家庭等诸多原因,她依依不舍地离开她生活工作的第二故乡,调回北京朝阳区幸福中学当了化学老师。
    1986年的8月,一张“汾西县解放50周年纪念会”的邀请函使程炜和当年的知青战友王继红又一次来到了山西,原本想看看第二故乡的发展变化,不成想,却看到让人辛酸的贫穷和落后。像当年大学毕业后重返山西一样,程炜再一次做出了惊人的决定:带着自家的20万元钱来到山西国家级贫困县大宁县榆树乡金疙瘩村开始了至今达8年之久的扶贫事业。
目睹了这一切变化的王继红在一篇名为《我最想见的老朋友》的文章里这样写到——
    “老三届”有知青情结的人不少,但华年已逝,往事如歌,他们跟新时代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,回首往事,虽然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思绪,但没有几个重返插队地区去创业的。为了同一土地上另一群人的命运,程炜义无返顾地投入了后半生,这重返之举,重如泰山。
    一步步走的是道路,一天天过的是日子,一眨眼8年的时间过去了,程炜以大山为伴,为乡亲们设计着未来。自她走后,她的每一次电话,每一封来信,每一次回京探亲,都成了我的期盼。开始她说,她首先解决的是小学校问题。她在林场借了一孔旧土窑洞,建起了幸福小学,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,从6岁到14岁的孩子同在一个班,上不同的年级。程炜给每个孩子买了书、本、文具、书包,还给两个孩子交了学费。第二年她说,她投资4万元建了72平方米的大教室,教室的上方醒目的大横幅标语写着:“知识是你们的希望,你们是中国的希望”,成为贫困山区未来的象征。后来她还说,她为山区架起了高压线,使山区见到了光明,使农民点上了电灯看上了电视,让孩子们可以学习电脑了;她修通了公路,他们村可以通汽车了;她通过引水上垣,让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;她修建了30多孔窑洞,为前来旅游的人,布置了舒适的旅馆;她们那儿通了电缆,可以用手机直接和她通话了……她做的这一切,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让这黄土地上的乡亲离贫穷远一点。她对创业的每一次诉说,都会引起我的激动和共鸣。她本来可以像北京街头任何人一样生活,安逸地度过一生,但她关注着更多人的命运,她在实现着自己不同寻常的人生价值。”
心结难解故乡情

    惟有“艰辛”才能概括的征程

    在别人看来,事情被她一件件办成了,但这其中的困难是无法言说的。一位记者在采访文章中这样写到:“她开始了一段艰苦的事业征程……”程炜看后,思索良久,动手将“艰苦”改成了“艰辛”。“不仅是生活上的苦,更多的是发展上的难。被人误解,被人诋毁,被人怀疑,我只有沉默,最终还是用事实来回应。”在惊异过了,愤怒过了以后,程炜已经能够平静隐忍地对待外界的非议了。
    最终的事实就是,大山的树种上了,孩子们有学上了,二郎山的旅游规划有眉目了……但是她自己,也晒黑了,也变老了,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更是少而又少,孤独的山林生活在她身上刻上了深深的烙印。我们看到了她十几年前的照片,或者花衣白裙,或者风衣款款,身材挺拔,气质不俗。曾经的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,麻利能干,厨艺高超,女儿一年四季的毛衣都是她织的。我问她,如果没来这里,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。“会很平静,继续教书,评上高级职称,在学校和学生的挽留中退休。只是,缺少了现在的这种激情,人好像少活了一辈子。”
    现在的她,风风火火,一个人承担起跑审批、跑项目、跑资金等复杂而繁重的任务,或者在山上带领村民挖坑、种树、盖窑洞,比一个男性做的还多。是对乡村、对乡亲的激情焕发出她身上的能量。每遇到一个人,她都会不由自主地介绍起金疙瘩村和二郎山,温情地描述山顶的“捎石”,山上的红叶,树上的大枣,院里的窑洞……仿佛那一草一木都是自家的孩子。在她的张罗下,二郎山旅游开发的事情已经进入规划及融资阶段。她的设想是,这里的旅游公路修通后,就可以把周围的如人祖山、壶口、小西天、东岳庙等景点串联起来,让大宁成为临汾旅游的必经之地,从而带动本地其他经济的发展。 
 

    给千百万知青一个记忆的家园

    在程炜心中,还有更为一个浩大的工程,那就是在2008年知青“上山下乡40周年”时,成立知青联谊会,出版一系列的知青出版物,包括《中国知青菁英人物》、《中国知青回忆录》等等,拍摄专题片,建立网站,还要在大宁她的驻地建立知青博物馆……她和朋友王继红正在四处联络当年的知青,积极筹备各项事宜。
    所有的这一切,她们都没有从中赚一分钱,倒是搭进去自己的积蓄和关系。在这背后涌动的就是那难以割舍的知青情怀。有人说,知青是一个古老的传说;有人说,知青是一个过去的童话;有人说,知青是一段无奈的回忆。在程炜她们心中,那段岁月在人生道路上经历饥饿、动荡、飘零,年少的心灵在反思中成长,瘦弱的身体在劳动中强壮,看到社会最真实的模样,感受到百姓最真诚的情谊,经历了那样的岁月,人生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。“我们是这样看待那段岁月的,同样想法的知青很多,我们就要给这些人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。”
    在程炜的世界中,生活不仅仅局限于家长里短、肥皂剧……世界是被她改造的二郎山,是被她影响的金疙瘩村,是在她帮助下有学上的孩子的前途,是在她组织下即将成立的知青纪念平台……她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能量,只知道,38年前的那段知青岁月已在她心中注入了澎湃的豪情,以及对乡村无限的眷恋。“作为人,必须要为活着找一个理由,如果找不到或者找不对,我会一直焦虑不安,现在我不但找到了,而且正全身心地投入,这条命值了!”
(摘自:《旅游时代》2006年08期)

 

     

北京婆姨深山扶贫

  1997年,清华大学毕业的北京女知青程炜,离开优裕的温暖家庭,只身一人落户山西一个偏僻的穷山村当农民,这个山村连当地县里人都不愿意去。八年默默无闻,有人说她是个疯婆子,有人说她感情出了问题,逃离丈夫,有人干脆断定她是当年阎锡山的女特务,来深山寻宝。
  程炜在一个山西大宁县金圪塔村海拔1400米的荒山顶上成立了程炜扶贫开发公司,专心致力于当地扶贫事业。
  程炜曾三次下乡插队,第一次是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安排。1968年,程炜在山西临汾的一个山区劳动,那是个只能用蓖麻油炒菜的穷山村,天天洗脸会被村里人骂不正经。程炜和乡亲们结下深厚的感情。1973年程炜被送到清华大学学习,她答应县里回来,清华毕业后,她从大队支书做起,1978年被任命为汾西县委副书记。为了个人问题,她回到北京。之后十八年,她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,中学老师,有了一个温暖的家。但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遗落在山西的山区。1997年,在全家的支持下,48岁的她带着家里的二十万元自愿回到山西扶贫。
 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历时三个月,行程二万里,走遍19个村每一户人家。1997年她用自己四万元储蓄盖起金圪塔村幸福小学。四年里先后投资了二十五万。程炜投入七万元,政府投入十三万元,金圪塔村家家通电。
  程炜又投入十几万元,政府投入十多万,兴建了从大宁到金圪塔村的八米宽的土路。2004年在程炜的攻关下,村里装上了信号塔,村民打起了手机。1998年她贴补村里每家一百元建成七十口旱井。
  程炜接下来花了四万八千元包下了七座荒山50亩承包地,八年种了六万多棵果树,成为帮助农民脱贫的培养示范基地。
   一开始,她觉得扶贫就是免费给农民帮助。
  她花了1万2千元引进10吨高效脱毒马铃薯,要求农民免费种下后来年还10吨,因为没有任何约束,农民仅还了20斤。
  第二年她自己大面积培养天演速生杨赚了30万元,因此以每家一千条免费给了农民,花了3万。结果白给的苗不当回事,农民挖坑种下,却舍不得浇二担水,树苗全死了。
  接着她又花了4万多给农民们免费发放了4000棵核桃树与枣树。结果核桃活了,枣树死了。她这回一琢磨:“农民并不傻,知道核桃卖得出去,枣树卖不动。”
  可见扶贫也不能白给。
  羊不白给了。
  第一年,她将澳洲多塞特羊与小尾寒羊杂交后培养出四只羊,第二年三十只,第三年100只,试验成功,然后将100只羊发给农户养,但不白给。条件是二年后交回两只羊羔,其余的羊羔与副产品归农民。这样农民每年养一头可获羊两三头,净利二三千多元。农民与村里签合同,放养期间如果羊死了,或偷卖,每头羊赔400元。怎么约束呢?村里把各户的退耕还林证收上来做押,违规没证。
  现在农民要树苗,得给程炜劳动。或者农民投一元,程炜投三元供应农民树苗,或者各家通过修路获得树苗。
  程炜扶贫公司在扶贫同时,开发风景区,筹办中国知青博物馆,做到了自负盈亏。私人出资做扶贫,而且亲力亲为,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第一人。 (本文载自gooogle 2006-12-2)

 

那山  那人  那情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王翠梅(延长县作家协会会员)
    
    2007年8月11日,延长作家协会应邀去大宁县参加由临汾市作协组织的“黄河文化笔会”,我们一行便有幸一睹大宁县的瑰丽的风采。
    按照笔会的安排,8月13日我们去参观二郎山和知青庄园。
    二郎山位于大宁县县城的西南面。属大宁县榆村乡金疙瘩村。二郎山山势绵延起伏、气势雄伟壮观。山间怪石嶙峋,有原始森林,有周朝文化遗迹,有恐龙化石,还有泉水潺潺。秋季,满山红叶绵延百里,如火如荼。据说,北京人看了这里的红叶也禁不住赞叹:看了二郎山的红叶,不想再去看香山红叶。去二郎山观满山红叶实属一件赏心悦目的乐事。
    二郎山满盛着动人的传说。二郎担山赶太阳,就以其神秘诱人的色彩吸引着众多的游客。传说:在远古时代,天上有九个太阳,赤炎炎地炙烤着大地,使人间万物无法生存,大力神二郎便挑起两座大山——南山和北山,追赶太阳,把八个太阳压在山下,只留一个太阳光照人间。当年,二郎神挑着两座大山,忽觉一头有点轻就顺手从另一头抓起两块石头放在这头。现在,在二郎山顶峰有两块凌空峭立的巨石,传说就是那两块石头。人们称之为“捎石”而二郎山也因此而得名。
    也许是二郎山太美,也许是二郎山的灵气感化了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。程炜,一个北京知青感恩于大山的养育,感恩于艰苦年代建立的人间真情,两次舍弃北京舒适奢华的生活来大宁县扶贫,用真情和热情,朴实和勤劳,艰辛和智慧谱写了一曲充实无悔的人生赞歌。
    在去知青庄园的途上,车上有位大宁的文友向我们介绍程炜的事迹:1968年在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中,程炜来到山西汾西插队,那时她才16岁,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72年,恢复高考制度后,她考入清华大学。四年毕业后,第二次到山西汾西,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,县化工厂基建指挥部副总指挥,后又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。 1978年回北京在朝阳区幸福中学担任教师。1997年3月底再次离开北京、丈夫、女儿和年近七十岁的老母带着全部积蓄和凑来的20万元,第三次来山西创办山西大宁县程炜扶贫开发公司,现已十年整,十年来她建学校、修公路、引水、通电、治理荒山荒坡、植树造林……
    听着朋友的介绍,我的心被震撼了,同时也充满了好奇:是什么样的动力使她放弃北京繁华、舒适的生活?舍弃与家人朝夕相处的天伦之乐,而一个人身居深山,吃苦受累,经受创业的艰难与坎坷?她整日面对黄土、大山不会孤独寂寞吗?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像治水的大禹吗?她在山上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很简陋吧?……
    在这么多的疑惑中,车子在山梁的开阔地停下了。
    下车一看,眼前顿时一亮,一排整齐地粉红色的建筑物展现在眼前,院外绿林成阴,一棵缀满小红果的不知名的风景树红得正艳。院内硬化过的地面一个个方形的花坛疏密有秩地分布着,坛内五颜六色的鲜花争奇斗艳,在绿色的草坪中显得光彩照人,一线三十孔窑洞,窗明几净地排列着,再往下一排坐北向南的高大明亮的房子就是程炜的住处。卧室、客厅、接待室、休闲娱乐室,应有尽有。室内先进的办公设备,一应俱全:高大的桌椅、电视、电脑……而整个住处外的空地,一条条、一畦畦全是树、全是菜。简直是一个现代的世外桃源啊,而那一畦畦花草、树木、菜园使人不由得想起“花木成畦手自栽”的佳句来。程炜不仅是一个有魄力、有勇气的女人,而且是一个热爱生活,很会生活的人,她的生活质量含金量真的很大。
    我们刚下车,只见一个身材颀长的中年妇女微笑着向我们走来,她皮肤黝黑,满脸红光,留着齐耳的短发,全身散发着精干、稳健的气质。一个朋友说这就是程炜。程炜应该是这样的:朴实、健康、豁达、刚毅。她一边谈笑一边把客人们领到会客厅坐下。每个茶几上都摆满了水果,仙桃、美国黑李、葡萄、番茄、西瓜……好丰富啊,都是程炜自家产的,而且程炜向大家保证绝对“绿色”。大家一边品尝着程炜的绿色水果,一边请她讲讲自己的经历。程炜说没什么好讲的,只是做了一点自己想做的事。她说,十年前她第二次来山西就是想踏踏实实做两件好事:一是二郎山旅游开发,二是把这片山绿化起来。十年前她用20万买下了这座山,就是想把这座山治理好,在山上种植枣、核桃等经济林,使这里成为一座小型的四季花果山。现在,枣和核桃已成气候,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,而且路也修好了,十年前,这儿的路通不了车,她跑资金、搞设计、修宽了路,而且马上准备铺柏油路。听了她的介绍,山西省作协主席杨占平对她说:“你这样做表现出的是一种境界,一般人是没有这个境界的,我自己也很难做到。”程炜笑着说:“我没那么高调,之所以这样做是知青的情结。”她说那种在艰苦年代建立起来的情谊是任何年代也比不了的。正是因为放不下那些曾经赛过父母的大妈、大伯的关爱,抹不去那些胜似兄弟姐妹的情谊使她永远无法解开这个情结,所以才情不自禁、魂系山西。
    我问她,第二次离开北京时孩子有多大?当时在朝阳区薪水是多少?她告诉我,女儿只有13岁,当时工资是3000多元。
    她很健谈,声音也很宏亮,用地道的北京话向我们讲述了许多这十年里她生活中的小故事,这里我把它记录下来与大家共勉。
    故事一:刚来此处时,住的地方很简陋,四下是砖墙,上面用塑料搭个棚子,下雨时雨全都露进来。在夏天,屋内时常有蛇出现,刚开始夜里吓得不敢睡觉,后来就习惯了。去山上种树带着干粮和大葱,饿了馍在嘴里咽不下去,只能嚼嚼再吐掉。
    故事二:有一次,从北京回大宁,途经太原时,火车上上来几个小偷,一眨眼功夫把她装有3万元和摄象机等物品的行李箱,拿走了。她发现后,立刻大声喝骂:“他*的,哪个王八蛋也不打听打听,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!”那几个小偷不知她的来头,被她的几句“黑”话吓住了。悄悄放下行李箱溜走了。
    程炜笑着说:“有时我就是一个粗野的女人”。
    故事三:刚开始建房时,正在用的工具被山民拿走了。因急用,山里又没卖的,只好去农家找,结果有一家人不愿意了,领着十几个后生跟她吵,她想:强龙压不过地头蛇,但是我今天还必须压压这些地头蛇。于是她就冲着那些人喊:“我丢了东西怎么就不能找?我今天还就找定了,看你谁敢怎么着!”楞是把十几个后生怔住了。
    程炜自我解嘲地说:“我曾经是一名教师,从来就不会动粗。可是现在我有时候就是一个‘山大王’”。不过,现在她和村民已经相处的像一家人一样。
    最后她说,她现在生活的很充实,白天干活,晚上写点东西。现在还忙着为建知青博物馆而奔波。我们在她的电脑里看到了程炜的知青博物馆的可行性报告。从那份报告里我再一次读懂了程炜的知青情结。在她的办公室墙上有一幅标语很让人感动“为人民办点实事是老知青们的共同的愿望。这幅标语不仅道出了她的心声也说出了所有知青的心声。程炜说,在那次“上山下乡”的浪潮中全国共有知青1760万,而山西省一共有13万,这13万知青都用自己的方式关心、眷恋着这一方土地。明年是毛主席发动知青“上山下乡”运动40年纪念,她希望能在那时能开始建馆,最后再为山西人民留下点什么。
    是啊,程炜为大宁人民留下了什么?程炜说,现在这里还不好,等她死后,这里会是最好的。她留给大宁人的不只是财富,一片绿化的山,一个旅游景点。而是圣者的一种情结。这情结将影响着山西人民的文化精神境界,他们将是最懂人间真情的人……
    从知青庄园回来,我的心一直被震撼着,那山,那人,那情……   (摘自:大宁网)

 

 

走读二郎山

作者:王友明

    从大宁出发,沿着逶迤绵延的乡镇公路一直往西,驱车近两个小时,便可来到二郎山脚下。因山路坑洼不平、狭窄难行,我们只好弃车徒步。为了登山时方便轻巧,大宁县文联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双布鞋。
    这次去大宁,我是参加临汾市作家协会“大宁红叶笔会”的,想好好看看火红阶段的红叶,由于时间稍晚了一点,经过霜打的红叶,已失去了原有的火红容颜,但那枝头上的暗红色亦然保留着半老徐娘的风韵。我们走读二郎山,既可以看看红叶飘落前的姿态,又可以观赏二郎山的雄姿、触摸二郎山的石头,还是其乐融融的。
    二郎山的确是太平淡了,平淡得丝毫也不引人注目。它雄浑高大的山脊线条柔和,没有突兀的山峰,没有陡峭的悬崖,没有高大的树木,没有浓密的绿茵,没有江南水乡
    大山的妩媚与灵秀。经过太阳千万年的灼烤和风雨雪霜无数次的磨砺,裸露出的黄色土石都充满着干涸,显得凝重和静寂,空旷和高远。如若不是二郎山峰巅上的山神庙侧巍峨并立着的“捎石”,以及那神秘的传说把它装饰,也许多次到过大宁或多次攀登过二郎山的人,不经过知情人的提醒,恐怕谁也不会读懂它的内涵。这次因为事先有县委书记杨玉龙风趣幽默的介绍,我心里有了数,走读二郎山,便有了根基。
    二郎山的传说,确实让我从平淡无奇的外表中读出了其蕴涵着的神奇韵致。相传,在远古时天上有九个太阳。炎日照射,无昼无夜。地上河干草枯,生灵涂炭。有一个叫二郎的神人,决心把太阳去掉,造福生灵。于是,他担起两座大山,历尽千辛万苦追赶太阳,终于压住了八个,留下了一个,使万物得以生存。大宁南北有两座大山,南面的便叫二郎山,北面的叫高山,亦称孔山。传说这两座山就是二郎神人赶太阳时担来的。南山多土,北山多石,轻重不等。二郎神人担山时顺手拣了两块石头,放于南山。据说,今二郎山上的“捎石”,就是当年二郎神人放置的。北面高山中段之巅,有一大孔横穿,人称这段山梁为“明窟窿山”。相传,这个“明窟窿”就是当年二郎神人担山时担子穿的。横贯大宁的昕水河川,东起胡城,西到道教,每隔十里就有一座山丘,传说是二郎神人担山时一步十里,脚趾抠起的泥土。神话终究是神话,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确是令人难以想象的,常常在不经意间显露出独特的巨大魅力。
    走读二郎山,还真有一种别样的感觉。那一刻,我突然记起了儿时经常唱的一首歌:“二呀么二郎山,高呀么高万丈……”不管歌曲唱的是否大宁的二郎山,但见到了它我总觉得倍感亲切。我觉得,它有着男子汉般的雄浑和坚毅,具有着诱人的阳刚之美。透过那一块块光滑洁净的石头,我还分明看到了大宁人那憨厚与质直的品性。
    正是二郎山这种独有的魅力,才吸引了当年曾在汾西县插队的北京知青程炜,放弃了在北京优越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,别离了父母、丈夫、孩子和亲戚朋友,来到二郎山之中安营扎寨。那令人向往的北京城,相亲相爱的父母,朝夕相伴的丈夫,附耳亲昵的子女,熟稔亲切的乡音,统统成为梦境。每天面对的是茫茫四野,相伴的是荒凉大山。那陌生的世界,迥异的环境,艰苦的劳作,单调的生活,没有让程炜退缩和畏惧,在这里一干就是8年。8年,二千九百多个日日夜夜啊!那天,给我们当导游的已近花甲之年的程炜激动地告诉我们,她要在二郎山上建设一座知青博物馆,把那段难以忘却的岁月珍藏起来,教育后人。还要筹集资金开发旅游资源,与相邻的吉县壶口、克难坡等景点形成旅游环线。这可是经过一番心灵痛苦煎熬之后的深沉思考啊!我从程炜充满柔情,却透着坚毅和刚强的脸上,读出了她祈望经过自己的奋斗使贫困的大宁人走向光明,走向富裕;使未被人识的二郎山,走出临汾,走出山西的坚定不移的信念。看着她那秀外慧中的模样,听着她那气度不凡的谈吐,敬慕之心油然而生。8度春秋随风而逝,可二郎山却留下了程炜深深的足迹,珍藏了程炜不屈的血性。她那比二郎山的石头还要坚硬的性格,也同二郎山的传说一起被人们传为佳话!
    翻过一道山岭,向右举目,晚秋的山坡间由一片金黄色瞬间转为一片悦目的深绿,那是人工栽植的松柏树,一人多高,郁郁葱葱,把晚秋时节的二郎山装扮得生机勃发;向左观看,是一道深沟,沟坡上生长着的大多是桦木,尽管树叶已落光,那树干却挺直
    腰杆傲立于深山峡谷之中,坚守着大山,坚守着生命。
    脚下铺满金黄色的落叶,走在上面仿佛走在一条柔软舒适的地毯上。踏着碎石小路往上攀援,我浑身被汗水湿透,但远离了喧嚣的都市,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,心中始终充满着少有的惬意。二郎山中的空气确实是格外的清新,我作了一下深呼吸,随着一阵微风吹过,扑鼻而来的是松柏、落叶与枯草的芬芳。
    风景随着山形的变化而变化,我独自穿梭在山岭间,也从一幅图画跃进了另一幅图画之中。越往上走,两旁的树木越粗大,有的挺立于沟壑之中,有的扎根在岩石缝隙,向人类展示着它们顽强不屈的生命力。喜爱爬山的我,忘记了疲劳,一股脑儿登上最高峰。
    登高望远,来路那盘绕蜿蜒的羊肠小道,山坡上平展的层层梯田,连绵起伏的吉县人祖山尽收眼底。尤其是漫山遍野淡黄的山花、墨绿的松柏、暗红色的红叶相间,辉映得二郎山分外娇艳。在一座小山头密聚的丛林中,我看到一通石碑,上面刻有“石子神记”四个大字。同行的大宁县作协主席李玉山告诉我,原来这里建有一座石子神庙,究竟何时被毁,无人考证。让我感到惊奇的是,在一块长方体的巨石上面,有一个圆型石盆,里面存有深约30余公分的水。传说此盆之水是仙女用来扑灭山火的。据常来此处的小李讲,这个石盆中一年四季都有水,从未枯竭过。我百思不得其解,在海拔1627米的山巅上,一个小小的石盆怎么能始终有水?摸着石盆,撩着清水,我不禁赞叹:真乃‘神盆’也!在石盆的左侧岩石边,还有一口方形石井,向下张望,亦然有水。至此,我才真正读出了二郎山神秘的魅力。
    那天,由于我感到身体不适,便没有再翻山越岭去观赏二郎神放置的“捎石”,而是来到程炜在山腰创建的山庄。这里依山建有一排整齐的窑洞,硬化的小院内十分洁净。我们在紧邻大门的两间窑洞里进了午餐,那些没有任何污染的绿色食品和土特产,着实让我们一饱口福。我本来想利用午餐之余,采访一下奉献二郎山8年之久的程炜,可由于程炜陪同其他作家去观赏“捎石”,一时回不来,我只好带着一份遗憾下了山。晚餐间,去观赏“捎石”的作家们兴奋地介绍说,巍然耸立在二郎山之巅的“捎石”极具特色,从一面看酷似驱除鬼邪的钟馗,从另一面看酷似秀丽清雅的少女。听罢此言,我觉得遗憾之中又增添了一个遗憾。于是,便滋生了再次走读二郎山的渴望。
    走读二郎山,我有一点深切的感悟,那就是在四季之中,二郎山总是期待着自己的未来。(摘自:http://www.linfen.gov.cn/临汾网)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与大山厮守8年的奇女子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作者:张兰珍
 
    一位北京老知青,8年前第三次返回山西,在大宁县办学,修路,搞引水上垣,通电,安装手机信号塔,还在荒山种了近6万棵树……
    她,197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;她,28岁任县委副书记;她,三下山西的北京知青。如今,年过半百,孤身一人和大山厮守已整整8年。初冬季节,记者驱车近5个小时,一路颠簸来到临汾地区吕梁山脉国家 级贫困县的大宁县榆村乡金圪塔村,见到了这位近乎传奇的女性———程炜。
    站在我面前的北京老知青程炜皮肤黝黑,头发有些凌乱,身穿牛仔裤和一件廉价的深色太空棉上衣,浑身喷溢着旺盛精力。我们一见如故,她敞开心扉,向我娓娓道出这么多年来她的付出,她的艰辛,她的追求。

“重返山西,这里更需要我”

    37年前,也就是1968年12月,不满18岁的程炜(当时叫史素珍),跟随“上山下乡”的大军来到山西汾西县插队。在知青中,她脏活累活抢着干,并最早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72年初,由于她突出的表现,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专业,这一学就是4年。毕业了,她本可以留在北京,工作通知书都下来了,但她想起了汾西县委书记送她上学时的情景:“你是咱这山区惟一上清华大学的,毕业了可一定要回来啊!”她忘不了乡亲们那殷殷的目光,毅然放弃了在北京和亲人团聚的机会,放弃了别人梦寐以求回大城市图发展的机会,第二次来到山西汾西县,担任了马沟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为了表明自己把前程献给农村的决心,从此,她告别了叫了26年的“史素珍”,取名为程炜。
    程炜仕途一路春风,先是被提拔为县化工厂基建指挥部任副总指挥,后又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,当时年仅28岁,是最年轻、学历又高的县级女干部。
    1978年年底,因身体、家庭等诸多原因,她依依不舍地离开她生活工作的第二故乡,调回北京朝阳区幸福中学当了化学老师。但在北京当老师的18年里,她的一颗心始终牵挂着山里人,每每县里有人去北京,她总要打听村里的情况,询问当地孩子读书的条件是否得到改善。促使她第三次重返山西并在大宁县一呆就是8年,是那次让她落泪的考察。1997年1月13日,寒冬腊月,程炜来到大宁县榆村乡金圪塔村。她先到小学,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啊!房子摇摇欲坠,教室里铺的是玉米秆,那么冷的天没有生火,孩子们趴在粗大的树干上写字,小脚趾露在外面,程炜当即就抱住一个女孩哭了。再转到村里一户4口人的家庭,破败不堪的窑洞,窗户是用砖垒起来的,走风漏气,外面冰天雪地,家里没有一丝热气……
    程炜把她一路所见到的都用录像机录了来,一个强烈的念头怎么也挥之不去:“重返山西,这里更需要我!”回北京后她向学校递交了离职申请,大宁县委、县政府也诚恳地向她发出邀请信,1997年3月18日,程炜离开大城市,离开聚少散多好不容易才团聚的丈夫,离开13岁的女儿、离开快70岁的老母亲,带着全部积蓄和凑来的共20万元,只身一人第三次踏上让她魂牵梦萦的山西。

“我就是要趁自己还能干动,为这里的农民办点实事”

    程炜是那种特干练、特自信的女性。谈话间,一根接一根的香烟呛得人有点受不了。我问她为什么不戒掉烟,不等她回答,我好像就找到了答案,一个大城市的知识女性在这人迹罕见的大山,整天领着一群农民汉子,修路、种树、搞扶贫开发,苦累倒在其次,孤独郁闷会时时在吞噬着她,吸烟成了她排遣孤独寂寞的无奈选择。看着她被日头晒黑被山风吹干的脸,完全像个当地村妇,只有那一口纯正的京腔和不凡的谈吐在时时显示着她的身份。记者目睹这一切,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女人居然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呆8年。这8年,除了春节回京小住几日,其余时间全部交给了大山,她究竟都做了些什么?记者疑窦丛生,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?
    程炜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,由于贫穷和交通不便,村里有20多个适龄孩子呆在家,都十二三岁了还大字不识一个,身为教师的程炜掉泪了,她自己拿出3000多元为每个孩子购置配齐了学习用品。1997年9月1日开学那天,8点钟了,可一个学生都没来,她挨家挨户一个一个叫,直到10点才开始亲自给孩子们上第一节课,让孩子们至今都忘不了程炜老师上的第一堂课!为了方便学习,她让孩子们免费吃住在学校,有时还下厨为他们做点北京口味的饭菜。看到孩子们在煤油灯下吃力的模样,程炜又花5000多元买了发电机,孩子们长这么大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电灯,那种欢呼雀跃的场面,竟让程炜感到心酸。第二年开春,程炜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,又盖了两间宽敞明亮的教室,像城里的学校一样开全了所有的课,每天的升旗仪式也必不可少,程炜明白,不能让这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北京有个叫邢浩丁的大学生听说了程炜的事,他怎么也不相信,现在居然还有这样自讨苦吃的人,跑来一看,留下不走了,自愿教了两年。
    程炜办的第二件事是种树。当记者听说已经种了6万棵树时,真得吃惊不小,就凭她一个弱女子,是扛树苗,还是挖树坑?她解释说她雇当地的农民,或者干脆包出去。但是,树苗必须是自己亲自买,种时她当“监工”。她经常坐着大卡车往返于交城、文水、祁县……途中饿了,吃点凉馒头喝点冷饮,有时回来就半夜两三点了。每棵树苗拉回来都要浇上水后用塑料包好,第二天赶紧种,否则成活率就会大打折扣。有一次,有两个村民为了图省事没按她的要求种,提出让返工还是漫不经心,当下程炜就被气哭了,一棵树苗十多元呐。就在记者到的那天,程炜正领着几个人在她居住的房前种树,像做木工活似的还拉着一条白线,怕种歪了。一个已经跟了程炜快7年的何大爷说:“真是难得的好人啊!”
    程炜办的第三件事是2002年花了7万元为全村通了电,村里人千恩万谢,程炜则表示这不是她个人能力所为,要谢就谢那些心里真正把农民的事放在心上的“公仆”。
    还有第四件、第五件……
    “有人说,人这一辈子不外乎图名、图利、图情,我也千百次地问自己,我来这儿这么苦,到底图什么呢?其实我就是想干点事,不但想而且做了,这也许是和别人的不同吧。我之所以在47岁那年做出这个决定,是因为我看到和体验到农村太苦了,农民太穷了,不为她们做点事情,我会寝食不安,不帮他们脱贫致富我会死不瞑目!”一提起农民的现状,程炜的目光中似乎闪着泪花。

“就是为了这些好人,我也得好好干下去”

    看看这几年程炜的赫赫战果:成立了大宁县程炜扶贫开发有限公司;建学校,使失学的儿童全部上了学;修了路,搞了引水上垣;通了电,安上了手机信号塔;在荒山种了近6万棵树……
    公司所在地已被定为“山西省德育基地”、“北京朝阳区青少年德育基地”、“临汾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……
    旅游扶贫已初见端倪;知青博物馆也在紧张的筹备中;一部三四十万字带有自传性的文学作品已完成一半……程炜说这一切并不完全是她个人的功劳,是靠着那么多的好心人的支持才有了今天这样鼓舞人心的局面。
    她忘不了正是北京幸福中学的大力支持,使她没有后顾之忧……她忘不了在她犹豫彷徨、举步维艰时各级领导对她的厚爱和支持……
    她忘不了去隰县办公务时,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娘专门等在路边上给她送核桃……
    她忘不了城关粮站的李树平提着200多元的滋补品专程来探望她……
    她更忘不了在为村里人通电的事奔走呼号时,地区电业局宣传部部长杨勇所做的一切……
    还有信息产业部挂职下乡干部边江涛,得知她和村里人为打一个电话要骑摩托车往返50多公里,他多方联系,建立了手机信号塔……
    看到现如今金圪塔村村民用上了手机,家有摩托车、小四轮,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,程炜欣慰极了。
    作为女儿、妻子、母亲的程炜无时不在思念着北京的亲人,从女儿13岁离开妈妈到现在已是大三的学生,这需要程炜付出多少啊。长大了的女儿袁晶在给妈妈发的短信中说:“我有一个伟大的母亲,我为你感到骄傲”;丈夫袁沪弟说:“我的妻子很了不起,我希望她早一天圆梦,早一天回北京”;76岁的老母亲也时刻惦记着不在身边的长女,甚至得了重病也不让通知程炜,因为她知道女儿的身体也不好,怕她分心。
    “作为人,必须要为活着找一个理由,如果找不到或者找不对,我会一直焦虑不安,现在我不但找到了,而且正全身心地投入,这条命值了!”记者此刻完完全全被程炜滚烫的语言和诚挚的心所感染,被她那颗对农民兄弟的赤子之心所折服!
   采访归来,眼前总是晃动着大山、女人、狗;晃动着程炜的身影:太阳升起,和几个村民一丝不苟拉着线为的是把树种得横平竖直;客人来了,亲自下厨炒几样北京小菜;晚上,在一间既是办公室,又是卧室还兼展览室的大房子里,叼着根烟静静地思索……
    (来源: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网络编辑:张星秀)

 

我们的知青岁月

文/ 郜璐莉     

    看过本刊第四期文章《深山里的“北京婆姨”》的朋友,也许记得那个性格豪爽、不顾后果、带着自己20万家底回到当年插队的黄土高原、一力扶贫的“北京婆姨”程炜。
    她说,没有知青这段经历的人,不会了解她的感受。
    一个人在十几岁的年纪,生命轨迹和生活环境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他们忽然不是面对书本和老师,不是呆在城市和父母身边,而是到农村的“广阔天地”里去干农活。在农村插队的日子,和在一个学校读书的几年、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几年完全不同。被主流历史记住的都是知青中那些后来显赫的人物,那么,同样付出了青春和热血、现在依然在为社会转型付出代价的普通人呢,历史怎么来记住他们?
    程炜觉得,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‘文化大革命’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事件,空前,也很可能绝后了。这是一段不可否认的历史史实,也只有我们最了解,最有发言权。有人说知青是一个古老的传说,也有人说知青是一个现代的童话,有人说知青是青春的回忆,也有人说知青是一个无奈的过去……三十多年过去了,说它是什么都可以,只是千万不要忘记!”
    于是,在帮助“第二故乡”——山西汾县的乡亲们致富的同时,程炜有了更大的愿望:要出一套“中国知青”系列图书,要拍至少三十集反映知青故事的电视片,要在知青中募集捐款扶助那些如今仍然很困难的知青和他们的子女。
    同时,她还要在她已经盖好的窑洞里办一个知青博物馆。博物馆包括三个部分:第一是能够反映当时上山下乡历史背景的文物资料,第二是能够反映那段真实生活的实物和文字,第三是知青的现状和他们对“第二故乡”的回报,包括有地位的人,也包括大量的普通人,以及仍然留在农村的人。
    程炜希望能够在2008年开馆,就是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“最新指示”发表四十周年的时候。她觉得,如果这个事情不抓紧去做,等到再过十年,当年的知青都六七十岁了,做不动了,那段历史,也就更加支离破碎了。
    这个愿望在程炜心中埋藏了好多年,可是由于扶贫工作千头万绪,她总是没有精力去搜集博物馆所需要的东西。问起筹备的现状,她很不好意思:“那真是拿不出手,才几十件,都是当时的生活用品,印了毛泽东语录的茶杯,装衣物的箱子等。”她的同学、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当知青的王继红答应,要把当时记的四本日记送给程炜。
    因为缺少资金和信息发布的渠道,程炜现在还只是从朋友身上收集。我们在这里也替程炜做一个广告吧,如果有与那段岁月有关的实物、资料、照片,请与程炜联系,电话13509774467。(摘自:中国家书网“留住民间的记忆”)


       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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